学术观点 | 陈后亮 宁艺阳：阅读与社交：《傲慢与偏见》中的功利主义阅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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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功利主义盛行的18至19世纪，人们往往出于某种实用目的而阅读书籍。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刻画的很多人物都把阅读视作一种功利性的社交手段。透过分析这些人物的阅读动机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阅读在19世纪语境下的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柯林斯借由拒斥小说读物、选取说教书籍宣示自己的阶级站位；玛丽则将比小说艰深乏味许多的宗教书籍作为自我彰显的工具；而宾利小姐和莉迪亚则通过装腔作势的阅读来吸引异性。奥斯汀以细腻诙谐的笔触描绘了这些读者在功利心驱使下的阅读活动，不着痕迹地批评他们的功利主义阅读观。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奥斯汀；小说阅读；道德功利主义

在《傲慢与偏见》中，“阅读”的话题频繁出现，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在言谈举止间都透露出他们经常参与和读书相关的活动。其中尤为常见这样一类读者，他们将阅读视作一种功利性的社交手段，用以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这类读者主要包括宣称自己“从来不读小说”的逢迎型读者柯林斯、只读“鸿篇巨制”的说教型读者玛丽·贝内特以及装腔作势的宾利小姐和莉迪亚。透过分析这几个人物的阅读动机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阅读在19世纪语境下的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

1“从来不读小说”：逢迎型读者柯林斯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段滑稽可笑的情节：柯林斯首次登门拜访贝内 特一家。茶余饭后，他受贝内特先生邀请，为贝内特太太及小姐们朗诵。然而，当他看到拿来的那本“显然是从流通图书馆借来的”书，顿时情绪失控，整个人“吓得往后一缩”，并“连忙声明他从来不读小说，只好请大家原谅”（奥斯汀，2018：81），言辞激烈、态度坚决。从柯林斯出人意料的反应中不难读出，他竭力与小说撇清关系，不愿与之发生任何牵连——他对小说这类读物的抵触情绪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情景中，至少存在两处值得深究的疑点：一是柯林斯何以轻易得知那本书的来源，并断定它是小说；其次是他为何如此抵触小说。要解决第一处疑点，首先要对流通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进行明确界定。简言之，流通图书馆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图书租赁服务的私人经营机构。作为新生事物，为迅速打开消费市场，其租赁价格往往十分亲民。因此，流通图书馆的经营者们为降低成本、牟取更多利润，通常采用“廉价的大理石色封面进行装订”（Erickson，1990：579）。经过反复翻阅，这些装帧粗糙的图书很快就变得破烂不堪，所以柯林斯能一眼识破。而且“大多数流通图书馆虽然储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但小说被广泛视为它们吸引读者的主要读物”（Watt，1957：43）。此处的读者，主要指中产阶级。这是因为，富裕的上层阶级普遍拥有私人图书馆，较少出于阅读之目的光顾流通图书馆；而底层阶级的穷困者，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阅读活动。于是，广大中产阶级的订阅就成了流通图书馆的主要盈利来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经营者们自然殚精竭虑地迎合中产阶级阅读大众的口味与偏好。中产阶级读者群体“渴望一种更好理解的文学消遣形式”（Watt，1957：48），而小说这种消遣性读物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也进而成为流通图书馆商大力购置的读物类型。因此，小说在流通图书馆的藏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1790年海维赛德经营的达令顿图书馆的书目，该图书馆为读者提供466种图书，其中小说的比例达到了90%之多。”（Jacobs，2003：3）是故，柯林斯才自然而然地将那本“显然是从流通图书馆借来的”书映射到小说读物的概念之上。

那么，柯林斯为何对小说如此抵触？事实上，他对小说的强烈抵触情绪并非个案。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感伤小说与哥特小说的流行，英国社会对小说的评价普遍不高。当时许多人都将小说视为一种无聊、庸俗甚至有害的消遣性读物，它“不仅会降低一个人的文学品位，而且还会诱发一个人的轻浮和不道德”（赛尔温，2017：243）。反对的呼声在封建贵族阶级中尤为热烈。究其深层缘由，是因为小说反叛性地摒弃了传统贵族所拥护的封建等级制度架构下的价值与美德，如忠诚、英勇、荣誉及骑士精神等，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这种新式文学体裁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上升愿望与价值诉求，为其打破传统的桎梏提供了斗争平台与文化依托。作为封建等级制的最大受益者与忠实捍卫者，上层贵族对小说的抗拒与否定，从侧面影射了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一言以蔽之，封建贵族阶级所抵制的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非实用性、思想匮乏性，更是小说所代言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此，柯林斯对小说的否定态度更多是源自他对阶级因素的考量。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阶级可大体划分为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三层。其中，贵族阶级可进一步细分为显贵与士绅（gentry）。奥斯汀生活的年代，显贵的数量仍十分有限。而士绅则主要包括拥有体面房产的富有地主、财力较为薄弱的普通乡绅。其中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者，能够被国王或女王授予准男爵、骑士（亦称爵士）等荣誉头衔。“15世纪开始，英国贵族阶层的垂直流动性加强，平民阶层通过努力也可以跻身贵族”（赵雪梅，2013：228），获得觐见国王或女王的机会，得到敕封。例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一家的近邻卢卡斯先生于“任镇长期间上书国王，荣获爵士称号”（21），从中等阶级商人成功晋身为拥有头衔的士绅贵族。再审视柯林斯的阶级出身：他“大部分岁月是在他那个爱钱如命的文盲父亲的教导下度过的”（83），可推知他来自平民阶级，出身卑微。如此不堪的家庭背景难免导致他对平民阶级的鄙弃、对贵族阶级的仰望。他“也算进过大学，但只是勉强混了几个学期”（83），因此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真才实学。不过他“红运亨通”（83），受到了凯瑟琳夫人的青睐，得以跻身上流社会，担任教区牧师一职。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斯的时来运转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个人“努力”。正如贝内特先生所说，他“具有巧妙捧场的天赋”（81）。由此可见，被身份显赫、位居高层的凯瑟琳夫人委以重任的柯林斯，正是凭借自己“巧妙的恭维话”（81），赢得了她的器重与恩宠，顺利实现阶级身份的上移。然而，柯林斯的仕途命运也因此被牢牢掌控在他的女恩主手中。一旦对后者稍有冒犯与不敬，他就极有可能会被逐出贵族圈，重新沦为庶民。因此，柯林斯的牧师身份并不稳固，它的予夺全然取决于凯瑟琳夫人的喜怒与否。也难怪他在凯瑟琳夫人面前极尽溢美之词，唯恐失去她的恩赐。

更何况，在当时的阶级划分背景下，牧师这一职业的处境可谓十分微妙。小说作者奥斯汀就是出身于牧师家庭。奥斯汀先生因为“缺少资金与体面的（good）地产”（Honan，1987：30），被排除在显贵与地主阶级之外。但“作为一名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牧师，他徘徊于士绅阶级的底层边缘”（Honan，1987：30），勉强算作贵族阶级中的一员。同理，柯林斯亦处于贵族圈的外层边缘地带，于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的夹缝中求生存。他一方面想要彻底抛却自己不堪回首的卑微出身，另一方面又珍视自己“来之不易”的体面教士身份，希望能获得上流社会人士的接纳与认同，真正融入他们当中。小说这种“单纯迎合读者快感而没有任何道德说教意图”（胡振明，2007：43）的消遣性文本，与他神圣的教士身份不相符，亦有悖于当时封建贵族阶级间盛行的反小说风气。他之所以宣称自己“从来不读小说”（奥斯汀，2018：81），正是为了与小说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洗濯自身任何萎靡堕落、负向迁移的嫌疑。

作为柯林斯朗诵的邀请人，贝内特先生的阶级背景亦需考虑在内。他坐拥一宗房产，“每年可以得到两千镑的进项”（33）。在小说背景下，该收入不容小觑。“1790年，它相当于一位准男爵的平均收入，而非区区一名乡绅。”（Downie，2006：71）由此可知，虽然贝内特先生没有头衔，但就财力而论，已经达到了准男爵的收入水平。所以，他属于地主阶级中的要员，包含在柯林斯需要阿谀逢迎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区间之内。在有贝内特先生这样一位土地贵族在场的家庭朗读情景中，小说不免显得难登大雅之堂。而朗读小说，亦与当时的社交、家庭礼节相悖。因此，柯林斯发表“从来不读小说”的宣言，是为了逢迎贝内特先生的贵族权威。

那么，不读小说的柯林斯志趣何在？在随后拿来的几本书中，“他寻思了一会儿，选了一本福代斯的《布道集》”（81）。柯林斯对这本书的选取可谓别具用心：福代斯身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与他具有相同的阶级、职业身份，能够对他“做教士的权威，做教区长的权利”（83）进行确证与巩固；而《布道集》是一本旨在向青年女性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供行为礼仪指导的说教性书籍，与家庭朗读的场合需求有效兼容，亦迎合了贝内特先生的阶级倾向与偏好。因此，他是在强烈功利心的驱使下有意做出对小说读物的拒斥、对说教书籍的选取。事实上，柯林斯对阅读活动本身兴致淡薄。在贝内特先生的书房，他“名义上是拿着书房里最大的一本书在看，实际上却在喋喋不休地跟贝内特先生谈论他在亨斯福德的住宅和花园”（84）。显然，柯林斯是假借读书之名，向贝内特先生吹嘘炫耀自己目前所达到的物质高度，以期获得后者对自己阶级身份的认可。真正能勾起他兴趣的，是揣摩、解读高级贵族们的趣向与意愿。书页的翻动间，柯林斯嗅到了维护并巩固自己现有阶级身份，并继续实现阶级上移的契机。总之，为了向以凯瑟琳夫人、贝内特先生为代表的贵族阶级靠拢，柯林斯“审时度势”，果断选择迎合他们的意识形态，以激烈的言谈、夸张的举止同小说决裂。

2“读的都是鸿篇巨制”：说教型读者贝内特三小姐

贝内特家的三女儿玛丽·贝内特是一位不太引人关注的人物。纵观整部小说，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埋头苦读、沉默不语。然而，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声，均充满了浓重的道德说教意味，俨然出自一名教士之口。这种讲话风格与她的年龄、性别身份形成了巨大反差。要解释这种反差的成因，离不开对玛丽经常从事的阅读活动的探微。

通过分析玛丽的几处话语，我们能初步推知她的阅读偏好。柯林斯曾致书贝内特先生，表明自己的拜谒意图。根据这封信的内容，贝内特一家对他多持否定、怀疑态度，唯有玛丽例外。她不仅高度肯定柯林斯的文笔，还特别针对信中的一处具体用词给出了自己的褒扬：“橄榄枝这个概念虽然并不新颖，可我觉得用得倒很恰当。”（84）这封冗长拖沓的信里不乏华丽的辞藻，可玛丽却唯独对“橄榄枝”这一表达情有独钟。该词作为和平的象征由来已久，可于《圣经》中觅其源本。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神学渊源的表达给玛丽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独有偶，针对莉迪亚私奔一事，玛丽曾建议伊丽莎白：“我们一定要顶住邪恶的逆流，用姐妹之情来安慰彼此受到伤害的心灵（原文：pour into the wounded bosoms of each other the balm of sisterly consolation）。”（318）此处，玛丽显然化用了《圣经》中的典故。“膏油”（balm）一词频繁见于《圣经》，而“倒膏油”（pour the balm）的仪式性动作在《圣经》中亦被数次提及。例如，《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7节写道：“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177）；在后续的《圣经·利未记》第八章12节中，“倒膏油”的情节再度出现：“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220）这里，玛丽自然不是在谈论“倒膏油”的宗教圣礼，而是化用了膏油的效力：基督徒相信，在圣灵加持下，膏油具有缓释疼痛、医治伤病的特效。《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13节中，耶稣的十二门徒就是“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1886）。此外，膏油所散发的香气还能调节心情、带来安舒。因此，玛丽才建议用姐妹情谊这种“膏油”来抚慰彼此受伤的心灵。

再者，当伊丽莎白与卢卡斯小姐谈到达西的骄傲时，“骄傲”这一话题引起了玛丽的兴趣。这是她在小说中第一次开口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我读过的许多书来看，我相信骄傲确实很普遍，人性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23）“骄傲”一词“普遍”却并不普通。从神学角度来审视，它属于七罪宗之列。13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恶》一书中对人类的重大罪行进行了分类，按照严重程度递减，依次为傲慢、贪婪、色欲、嫉妒、暴食、愤怒及懒惰。其中，“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骄傲，所以圣公会将骄傲列为七罪宗之首”（张公显，2015：18）。

由此可见，玛丽“读过的许多书”，应当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关的宗教书籍，且极有可能包含《圣经》。关于玛丽读哪类书的问题，书中的其他人物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贝内特先生曾称赞她“读的都是鸿篇巨制，还要做做摘记”（8）；当简与伊丽莎白离开内瑟菲尔德，回到家里，发现玛丽“像往常一样，还在埋头钻研和声学与人性问题。她拿出了一些新的摘记给她们欣赏，还就陈腐的道德观念发表了一通议论”（71）。据此可知，玛丽的阅读兴趣在于“人性”“道德”之类的严肃主题，而旨在揭示人性堕落、提供道德指引的宗教书籍与此不谋而合。因此，玛丽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以道德说教及行为劝诫为导向的实用性宗教书籍。

然而，玛丽醉心于宗教书籍，更是出于个人的主观选择。五姐妹之中，玛丽相貌最为平凡，常因“被拿来和美貌的姐妹们比较而自惭形秽”（424）。她发奋苦读的初衷，是为了用知识充实头脑、提升内涵，以求在才学上胜过其他姐妹。而艰深晦涩、枯燥乏味的实用神学文本，为她提供了获取存在感的契机。一方面，以莉迪亚为代表的年轻女性普遍抗拒说教书籍，而偏好以消遣为目的的小说读物。当柯林斯兴味索然的说教式朗诵被莉迪亚忍无可忍地打断，他曾措辞委婉地批评道：“我经常发现年轻小姐对正经书不感兴趣。”（82）可见，莉迪亚的反应绝非个例，而是代表年轻女性群体的心理常态。而玛丽则打破常态，反其道行之，刻苦钻研“人性问题”，从诸姐妹间脱颖而出，在家中被贝内特先生赞许为“富有真知灼见”（8）。另一方面，尽管18世纪被视为小说兴起的时代，事实上“此时期所刊行的书籍中绝大多数是宗教传道和祈祷书籍”（Sambrook，1993：31）。在当时，这些书籍仍是英国社会的主流读物。因此，玛丽亦是有意在阅读偏好上与主流趋势保持一致，以期塑造并向外界展现一位与众不同的“才女”形象。通过厚积薄发式地记忆并输出书中的陈旧道德观念，她在内瑟菲尔德的舞会上小有名气，被人夸作“附近一带最有才华的姑娘”（14）。

可悲的是，玛丽只懂得乐此不疲地做读书札记，僵化而机械地重复从书中拾掇的知识，却不懂得如何灵活运用。在表现欲的怂恿下，她不愿错过每次证明自我的机会，往往场合不分地生搬硬套纸上的教条，显得不近人情。譬如，当听到伊丽莎白决心步行前往内瑟菲尔德庄园看望生病的简，玛丽委婉地否定她道：“我敬佩你的仁爱举动，但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感情应受到理智的约束。”（奥斯汀，2018：38）伊丽莎白对简的担忧情真意切，然而在玛丽看来，却是一时冲动、理智薄弱的表现。诚然，于理而言，玛丽的否定有些许可取之处：雨后道路泥泞，伊丽莎白徒步奔波三英里，及至抵达内瑟菲尔德，定会衣着脏污、有失体面，更会有损贝内特一家在新邻居眼中的形象。玛丽更多考量的，是书中教导的女性行为准则。但于情而言，伊丽莎白对姐姐的手足关怀乃人之常情，又岂是玛丽所认为的“感情用事”。此情此景，反倒是玛丽表现得对姐姐的病情漠不关心，甚至还有借此机会卖弄学问之嫌。如果说玛丽此次的无动于衷还算情有可原（毕竟简在信中提到自己只是微恙），那么她对莉迪亚私奔一事所持的态度，只能用不可理喻来形容。家中出了如此重大的变故，人人忧心难安，可玛丽却不紧不慢地斟酌着字句、组织着语言，静待彰显才识的时机。而她“深思熟虑”后对伊丽莎白的安慰之言，不过是另一番浸润着道德说教意蕴的咬文嚼字：“这件事对莉迪亚虽属不幸，但我们也可由此引以为鉴：女人一旦失去贞操，便永远无可挽回，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319）自己的亲妹妹下落不明，玛丽优先考虑的不是莉迪亚的安危问题，而是自己能够从她的这桩丑闻中吸取何种教训。面对妹妹因年幼无知而不幸失德的噩耗，玛丽以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全无怜悯之意地为她贴上“永远无可挽回”的标签，将其归入无可救药的堕落女性之列，仿佛自己根本是与之毫无干系的冷眼旁观者。对于书中所得，她只是不加批判与甄别地存储记忆，却从未真正融会贯通、内化于心，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是故，当贝内特先生就是否应该尽邻里之谊，帮助朗太太结识宾利先生的问题，特意询问玛丽的见解时，她“很想发表点高见，可又不知怎么说是好”（9）。面对父亲抛来的这道涉及具体社交礼仪的现实难题，久居深闺不出、社交经验匮乏的玛丽纵然饱读诗书，亦不知所措、无计可施，只得沉默了之。对于生活的学问与艺术，她着实知之甚少。

过度沉溺于宗教典籍为她营造的虚拟世界，玛丽遗忘了现实世界的归途，亦钝化了对真实生活的自我感知。她未能认识到，“在浸入虚拟世界时，必须认识到其中的非真实性，关注到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张鑫，2016：98）。玛丽以自我彰显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势必导致其他姐妹的日渐疏离。小说中，她每次开口，均是以一种生硬而突兀的方式插入家人的日常对话情境，且常如石沉大海，收获不到任何反馈。玛丽愈迫切于摆脱“平凡”的魔障，她在家中的存在感反而愈发淡薄。玛丽享受的并非阅读的过程，而是通过知识的机械式存入与卖弄式输出所赢得的他人对自己才识的称赞与认可，以及由此而来的虚荣心的满足与自卑感的淡化。

3“跟着拿起一本书”：装腔作势的宾利小姐和莉迪亚

《傲慢与偏见》开篇那句“举世公认的真理”（1）可谓书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它改写成“每一位正常的适婚女性都希望觅得一位有钱的单身汉做自己的如意郎君”，也未尝不成立。在奥斯汀的年代，婚姻已被功利主义渗透。有钱的单身汉无论身处何地，都难免成为独身女性竞相争抢的对象、她们眼中业已归于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宾利小姐亦不例外，她对哥哥的挚友达西心仪已久。而该目标的选取，涉及多重因素的考量。首先，由于限定继承法规定，女性无权继承家族产业，所以宾利小姐仅从已故的父亲那里继得“两万镑的财产”（18）。虽说两万镑是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但她“花起钱来总是大手大脚”，早晚有挥霍一空的那天。她若想保留自己“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继续维持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就必须物色一位经济条件足够优越的理想夫婿。而达西“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12），名下的彭伯利庄园富丽堂皇、宏伟豪奢，可谓富甲一方，负担她的开支水准绰绰有余。再者，宾利一家是依靠经商发迹，逐渐累积巨额财富，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新贵”。关于这一点，他们讳而不言。书中这样写道：“相比之下，她们兄弟和她们自己的财产全是靠做生意赚来的这件事，给她们的印象却比较淡薄。”（19）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上层贵族对于靠做生意致富的暴发户持蔑视态度，否认他们的贵族身份。而达西属于名门望族之后，若宾利小姐能够俘获他的心，与之成婚，那么这段体面的姻缘可谓好处甚多，不仅能够迅速敛聚更多的财富，对于宾利家族社会地位的攀升更会起到良多助益。

宾利小姐从事阅读活动的原因很简单：她的意中人达西钟情于读书。小说中存在多处细节能够佐证达西对于阅读活动的热衷。他在彭伯利宅邸的家族图书馆集祖辈几代人苦心购置的文字遗产于一室，藏书之丰，堪称汗牛充栋。可达西并未满足于先人遗留下来的可观书目，从宾利小姐口中可以得知，他仍“一个劲地买书”（44）。再者，当谈及女性多才多艺的标准时，达西在宾利小姐的罗列基础上特意补充这一条件项：“她还应该有点真才实学，多读些书，增长聪明才智。”（46）该细节充分说明达西对于阅读活动所持的肯定态度，以及读书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为取悦达西，宾利小姐采取了投其所好、百般附和的策略。达西客居内瑟菲尔德期间，她想方设法地吸引他的注意。其中，从事阅读活动是她所施用的主要行为手段之一。“达西拿起一本书来”；为博得他的好感，宾利小姐见风使舵，效仿他的行为，也装模作样地“跟着拿起一本书来”（65）。不难看出，宾利小姐对于读书实则兴味索然：“她本想津津有味地读一读，不料最后给搞得精疲力竭，不由得打了个大哈欠。”（65）然而，她竟还自相矛盾、心口不一地感慨道：“我敢说，什么事情也不像读书那么富有乐趣！人干什么事都会厌倦，只有读书例外！”（65）显而易见，这番话的目标受众是达西无疑。宾利小姐企图在他面前营造志趣相投的假象，却事与愿违：“她接着又打了个哈欠，抛开书本。”（65）阅读活动无法为宾利小姐带来愉悦的精神享受，而唯有痛苦的心理倦怠，使她手捧一卷书不多时，就已哈欠连声、昏昏欲睡，无力在达西面前继续伪装下去。将读书纯粹作为吸引异性手段的她，无法像以达西为代表的真正阅读爱好者那样全神贯注于赏读字里行间徐徐展开的思想画卷，领略蕴藏其中的智慧之美。真正令她陶醉的绝非手中的书卷，而是达西的心书。对于后者，她乐于孜孜不倦地反复品读。

遗憾的是，达西是一本她自始至终都未曾参透的书。她处心积虑地妄图揣测、读取达西的心意，并依照反馈的结果，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表现型对应到达西心目中的理想配偶形象之上。她忽及的是，达西界定多才多艺女性的条件项，也正是他挑选终身伴侣的严苛标准。其中达西最为看重的内涵项——博览群书以启迪心智、增长见识，是宾利小姐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作为“达西的忠实羽翼”（46），她缺乏有趣的灵魂、独立的人格。她对达西的顺从与附庸固然符合女性传统美德的标准，却无法诱使他步入自己精心设置的温柔陷阱。她努力使自己成为达西的关注对象，百般迎合他的喜好、规避他的禁忌，却不料隐化了自我意识，在殚精竭虑的追求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而早已洞悉一切的达西，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她的“合法财产”。

和宾利小姐相似，莉迪亚也把读书当作诱寻郎君的手段。而且，她还将流通图书馆作为自己谈情说爱之地。这是因为，流通图书馆并非单纯的图书借阅场所，它自“肇始之时便与各种休闲活动密不可分，是富有阶层经常光顾的首选之地，也是时尚休闲生活的代名词”（张鑫，2016：92）。以流通图书馆为中心，辐射扩散出蔚为壮观的商业休闲区，供有闲阶级娱乐放松、消磨时光之用。而年轻军官们亦是这里的常客。密切关注他们动态的莉迪亚有次兴高采烈地同母亲分享道：“姨妈说，福斯特上校和卡特上尉不像刚来时那么常去沃森小姐家啦。她近来常常看见他们站在克拉克图书馆里。”（35）克拉克图书馆正是梅里顿当地的一家流通图书馆。

旅居布赖顿期间，莉迪亚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亦常常提及当地的流通图书馆：“他们刚从图书馆回来，有哪些军官陪着她们一道去的……或者说她买了一件新长礼服，一把新伞。”（266）然而，在她简短敷衍的家书中，“图书馆”的名称只是一笔带过。莉迪亚对自己在馆内所进行的具体活动只字不提，反而不厌其烦地罗列陪同军官的姓名，以及她所从事的商业消费活动。由此可见，她真正的兴趣所在自然不是流通图书馆里可供借阅的图书，而是身边这些仅供调情之用或有望发展为未来归宿的年轻军官。至于她所热衷的消费活动，除了女性的爱美之心在起作用之外，更是为了提高对年轻军官的诱惑力。流通图书馆所提供的图书租赁业务不过是莉迪亚谈情说爱的托词，那些她所借出的小说甚至可能从未得到过她的宠幸。但“流通图书馆里的认购书籍名录”则不同。借由查阅该名录，莉迪亚不仅能够“确定来到镇上的访客”（Erickson，1990：574），及时掌握小镇的人员流动情况，避免错失邂逅并发展新情人的良机；还能获悉驻地年轻军官们的经济状况、出入频度及阅读兴趣等实用信息，从而有所凭据地对自己的意中人进行筛选，并针对重点对象大力创造接触机会。

莉迪亚未能珍惜流动图书馆为女性创造的“智力解放的理想方式”（Raven，1996：577），反而将查阅认购书籍名录作为一种获取年轻军官相关信息的工具，不幸误入歧途、酿成苦果。“涉猎”广泛的莉迪亚最终选择了令其他军官相形见绌的威克姆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甚至冲动之下同他私奔。鬼迷心窍的莉迪亚读不透隐于威克姆英俊外表之下的那颗卑劣阴险的心。她天真地以为威克姆无可救药地落入了自己设下的美色陷阱，殊不知负债累累的威克姆不过是巧妙地利用她作逃亡路上聊以消解寂寥的临时伴侣。

4 结语

无论是宣称自己“从来不读小说”的逢迎型读者柯林斯，还是喜欢从鸿篇巨制中寻找道德教条的说教型读者玛丽·贝内特，他们均对小说秉持鲜明的拒斥态度，并倾向于选择更有道德功用的宗教书籍。柯林斯由拒斥小说读物、选取说教书籍宣示自己的阶级站位；玛丽则将比小说艰深乏味许多的宗教书作为自我彰显的工具；而装腔作势的宾利小姐和莉迪亚，则根本对于小说阅读兴趣全无，只是借助阅读活动来吸引异性，实现情感诉求。在功利主义道德思想十分盛行的18至19世纪，小说阅读也不可避免地常被拿来当作实现某种实用目的的工具。与他们截然相反，奥斯汀本人却认为“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小说“给人们带来了更大更真挚的乐趣”（因莱特，2007：44）。因此，她在书中以细腻诙谐的笔触描绘了这些读者在功利心驱使下的阅读活动，不着痕迹地批评了他们功利主义的小说阅读观。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语文》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后亮，男，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及英美小说研究。

宁艺阳，男，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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